美教授: 美国人为什么拒绝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思考?

 导读：上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达沃斯论坛上敦促俄乌停火和谈判、恢复冲突前“现状”的言论在西方引起广泛争议。围绕基辛格的争议并非孤例，在俄乌冲突中，几乎所有倾向于以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的言论都在实践中被边缘化、在理念上被污名化。因此，一方面，俄乌冲突引领世界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语境——一个大国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其他国家尽其所能适应的世界，大国合作将更加难以实现和维持；但另一方面，西方对俄乌冲突的理解几乎没有现实主义话语的一席之地。    本文作者史蒂芬·沃尔特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为防御性新现实主义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沃尔特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实主义从未在美国流行，原因有四：其一，现实主义是对政治的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凸显全球权威缺位而导致的不安全，却无法提供明确的逃避之法；其二，现实主义对强权政治的强调使许多人认为它的支持者过于专注于军事力量，倾向于支持鹰派的解决方案；其三，现实主义被视为对伦理或道德考虑的冷漠甚至敌视。其四，现实主义在美国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它与人们普遍相信的美国例外主义背道而驰。    现实主义描绘的世界并不美好，也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往往预言着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指出，从具体事件的立场出发，简单将现实主义者视为和平主义者或者好战分子，都有可能犯智识上的严重错误。米尔斯海默批评北约东扩，但其深深层理由在于“联俄制华”；而基辛格虽然促进了中美破冰，但却坚定支持美国发动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理论上大相径庭，在实践上却常常纠葛不清。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本文转自“尚道战略”，原刊于Foreign Policy，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人们为什么如此讨厌现实主义？

文｜史蒂芬·沃尔特

来源｜Foreign Policy

▲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源：互联网

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写道：“没有人喜欢政治现实主义者。”他的哀叹在今天看来尤其贴切，因为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悲剧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抨击。一些小的例子:《大西洋月刊》的安妮·阿普尔鲍姆（ Anne Applebaum）和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外交政策》专栏作家、《新政治家》的亚当·图兹（ Adam Tooze），多伦多大学教授塞瓦·古尼茨基，以及兰德公司的迈克尔·马扎尔等人都在批评现实主义，就连《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他一直是美国和全球政策方面最有见地的观察家之一——最近也认为，“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学派……最近在媒体上的表现很糟糕，大部分都是活该。”

这些愤怒大部分针对我的同事、偶尔跟我一起合著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部分原因是他对西方在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莫名其妙地让他“支持普京”，部分原因是对他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严重误读。

另一个明显的目标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最近敦促与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在乌克兰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以及需要避免与俄罗斯永久决裂的言论被视为现实主义道德破产的一个明显例证。正如我下面解释的那样，基辛格是现实主义传统中的一个异类，但他仍然是批评人士的一个方便的陪衬。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是不容忽视的。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者反复警告说，西方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策会导致严重的麻烦，而那些声称北约的开放政策会给欧洲带来持久和平的人却漫不经心地忽视了这些警告。既然战争已经爆发，生命正在丧失，乌克兰正在被摧毁，你可能会认为，北约无限制扩大的支持者们会抛开他们的理想主义幻想，以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然而，相反的情况发生了：那些判断正确的人被单独挑出来攻击，而那些认为扩大北约将在欧洲创造一个巨大的和平区的人则坚持认为，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俄罗斯被彻底击败并被大大削弱。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现实主义从未在美国流行过。它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但它也是相当多敌意的对象。例如，2010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大卫·雷克（David Lake）在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主席演讲中批评现实主义和其他范式是“教派”和“病态”，分散了人们对“研究重要事物”的注意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许多人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正在全世界传播时，政治学家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声称现实主义是一个“退化”的研究项目，应该被抛弃。

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强烈地不喜欢现实主义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不是最客观的判断者，但我认为是这样的。

首先，现实主义是对政治的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即使是在其更为温和的版本中。它假定人有无可救药的缺陷，没有办法消除个人或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所有利益冲突。此外，所有版本的现实主义都凸显出，缺乏一个能够执行协议、防止各国相互攻击的全球权威所导致的不安全。当暴力成为可能时，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部落、城邦、街头帮派、民兵、民族、国家等等——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更安全，这意味着他们会强烈地倾向于争夺权力。

与一些批评家所主张的相反，现实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些特征是决定一个国家可能采取的每一个行动的铁律。他们也不相信合作是不可能的，也不相信国际机构毫无价值，他们当然也不认为人类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时缺乏做出不同选择的能力或能力。现实主义者只是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个支配一切的中央权威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和竞争创造了强大的动机——这些动机很难管理或克服。

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对人类状况的悲观看法，尤其是当它似乎无法提供明确的逃避办法时。但真正的问题是：这是对国际政治的准确看法吗？当你考虑到人类历史上一直发生并延续至今的冲突和冲突，以及各国担心自身安全的倾向时，现实主义的说服力是强大的。

其次，现实主义对强权政治的强调使许多人认为它的支持者过于专注于军事力量，倾向于支持鹰派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了基辛格（他在越南战争期间是鹰派人物，并支持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最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普遍倾向于鸽派。乔治·凯南、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沃尔特·李普曼、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斯·沃尔兹都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早期批评者，他们的学术继承者也是反对布什政府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更为突出的声音之一。

第三，现实主义也被视为对伦理或道德考虑的冷漠甚至敌视。这种指责有一点道理，因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没有以任何明确的方式包含价值或理想。顾名思义，现实主义试图以“真实的样子”来接触世界，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然而，正如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现实主义者也受到深刻的道德承诺的指导，他们既意识到国际政治的悲剧性，也意识到尽管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其他行动，但试图按道德行事的重要性。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如果最终的选择导致更大的不安全感或人类痛苦，那么崇高的目标和良好的意图是不够的。

第四，现实主义在美国不受欢迎，因为它与人们普遍相信的美国例外主义背道而驰。美国例外主义认为，美国具有独特的道德，总是为人类的更大利益而行动。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世界中保持安全和独立的需要，往往导致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国家以惊人相似的方式行事。例如，美国和前苏联在各自的国内秩序、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差异是无法再大的了，但冷战期间的竞争压力导致各自组建并领导大型联盟，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广各自的意识形态，制造数万枚核武器，干预许多其他国家，进行破坏性的代理人战争，刺杀外国领导人。由于陷入竞争，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制定了相当相似的外交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国内政治并非无关紧要，而且在纳粹德国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理想主义者会迅速将世界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并将世界的问题几乎完全归咎于后者——而现实主义则承认，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会对他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非常担心南越会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派遣了近50万军队越过太平洋前往那里作战，其中58000名士兵没有返回。美军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橙剂，向朝鲜投放了800万吨左右的武器。当这种做法不起作用时，尼克松政府入侵柬埔寨，削弱其脆弱的政府，并在无意中帮助红色高棉（Khmer Rouge）政权获得权力。越南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距离美国大陆超过8000英里，但其领导人设法说服自己，这些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必要的。

1979年7月——不到10年之后——当尼加拉瓜的民众起义推翻了亲美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扎（Anastasio Somoza），就像2014年2月乌克兰独立广场（Maidan）推翻亲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一样，卡特政府开始警觉起来。1981年1月上台时，里根政府的应对措施是组织和武装反抗军，就像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分离主义民兵一样。尼加拉瓜是一个仅有400万人口的贫穷国家，但美国官员认为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大约有3万尼加拉瓜人死于这场战争——相当于该国人口中大约250万美国人的死亡。

这些美国过去不当行为的例子丝毫不能为俄罗斯今天的行为正名。如果我们保持一致，那么所有这些行动（包括入侵伊拉克）都应该受到战略和道德上的严厉谴责。尽管如此，它们提醒人们，当各种政府感到受到威胁时，它们都会做出残酷的事情，即使它们的恐惧有时是虚幻的。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自认为品德高尚、高级官员很少承认错误或承担责任的国家，提醒人们美国领导人有时表现得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如今的所作所为，可能不是赢得他们支持的最佳方式。

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尤其强烈，因为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促使政府将自己的事业描述为完全正义，而将对手描绘为邪恶的化身。认为美国之前的行动可能与乌克兰的悲剧有关的说法，并不能为普京的入侵决定或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行为开罪，但这势必会引发一些人的强烈反应，这些人试图将这场冲突定义为野蛮的侵略者和无辜的受害者以及后者善意的、同样无辜的朋友之间的简单道德游戏。

现实主义者承认，邪恶的行为会发生，有些国家的行为会比其他国家更恶劣，但他们也明白，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所有国家都在争夺安全，没有哪个国家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和妥协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管理分歧和解决分歧的关键工具。相比之下，如果邪恶的领导人或政权要为世界上所有的麻烦负全责——正如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其他理想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些作恶的人。唉，问题在于，试图摆脱你认为邪恶的政府往往会让很多人丧命。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目前的乌克兰战争，它可能会导致更广泛、更危险的冲突。

最后，现实主义往往不受欢迎，因为它的支持者有一种恼人的倾向，认为自己是对的。当然，并非一直如此，因为外交政策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能够帮助指导决策者的各种理论充其量只是粗糙的工具。例如，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存在并扩张感到惊讶。

但现实主义者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是正确：北约东扩、波斯湾的双重遏制、伊拉克战争、乌克兰放弃核武库的不幸决定、中国崛起的影响、以及阿富汗国家建设的愚蠢行为。

与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相比，现实主义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记录上表现并不糟糕。但我怀疑这是否会让现实主义更受欢迎——即使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地继续按照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行事。

*文章转自“尚道战略”，原载于Foreign Policy。

Stephen Walt作者：史蒂芬·沃尔特

现实主义学派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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